热烈与冷静，这是所有成大事者必须兼而有之的素质。热烈代表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气质，是追求非理性的“酒神精神”，而冷静则代表了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精神，是追求理性的“日神精神”。回顾中国专制时代晚期两位改革家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和个人命运，就可以看出这两种素质是何等重要。

　　政治家都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可作为一个改革家，却断然少不了理想主义的气质。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有一颗基督般济世度人的心灵，抱着实现圣王之道，富国强兵的宏伟理想，但在外人看来，他也是一个思想和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他 “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 ” ，衣衫邋遢，须发散乱，对自身生活小节的忽视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他居然将钓鱼用的鱼饵当零食全部吃光，以至于连皇帝都怀疑他马虎到这种程度简直是虚伪。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怀疑王安石的真诚，这大概是所有过于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人，脱离现实者难以避免的错误吧！

　　王安石有着无与伦比的使命感和革故鼎新的热情，因此在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以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政。王的出发点是为了富国强兵，可是他的政策根本不从实际出发，完全是拍脑袋的想法，在做事上也没有政治家应有的灵活手腕和圆通机智，站在他对立面的都是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这样当时道德和才华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他的身边却充斥着只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关键时刻却忘恩负义的小人。

　　按照现代的观点，王安石实施的是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他最重要的新法均输法和市易法实际上就是由国家垄断全国的贸易和零售。他认为这样就能为国家赚取更多利润，可是同所有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病一样，由国家（实际是几个人）来决定复杂的经济运作，即使对人的理性也是对人的良心“致命的自负 ”，结果没几年就搞得民生凋敝，怨声载道，正应了荷尔德林这句话：“那些试图把人们引入天堂的，往往把人引入地狱”。

　　王安石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不错的诗人，蹩脚的理论家和糟糕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空有热情，却缺乏冷静，空有理想主义的气质，却缺乏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一个勇敢的改革者，从道德上我们为他超越性的追求所感动所鼓舞，但在现实中我们最害怕遇到这样的政治家。理想主义是宝贵的气质，可是过了头，就难免像王安石变法和“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悲惨结局。

　　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则是张居正一生的主题。张居正生前荣宠、位极人臣，死后却遭褫夺官职并抄家问罪，反差之大古今罕有，千秋功罪争讼不休。后人评论张居正一力推行改革，得罪权贵，“精于谋国，拙于谋身”。但实际上张居正对于自己身后之事早已想到，他说“既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因为他明白“得失毁誉关头打不破，天下事断无司为”。在这一点上，张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巨大勇气和“但以身心奉尘刹，不为己身求利益”的使命感。他虽然在外表上极为严肃冷峻，不苟言笑，永远衣着得体，袍痕分明，却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了宗教般的热情，因此才会有“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禅宗般的感悟，他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浪漫主义气质的人，有经纬天下的宏愿，舍身谋国的热情，坚定的信念伦理、价值理性，才有勇气去对抗天下知识分子的误解、漫骂，坚定的推进自己的改革。

　　可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又是一个绝对冷静的人。他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始终不让对理想的狂热破坏实现理想过程的冷静和理性。他深深懂得团结谁，打击谁这一政治运作的根本规律，善于运用权术，周旋在李太后、万历皇帝和太监冯保这三个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之间，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因而得以执掌大权。他斗倒政敌高拱，总揽朝纲，重要职位皆出自门下，最大限度保证了改革得以推行。在具体政策上，固边防，清吏治，理财政，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设计合理，深切时弊，固然激进却又不乏灵活性，所以虽然遭到豪强和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却得到了更多中下层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得以推行下去并效果显著，确实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如果不是张居正英年早逝，导致改革半途而废，明朝的衰亡可以再推迟一些，清军没那么容易入关，历史很可能会改写。在张的身上，体现了热烈与冷静，感性与理性，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完美统一。

　　是的，张居正的改革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张居正本人也免不了千古毁骂的个人悲剧命运，但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既然选择就必须承担的历史重担。回顾几千年历史，改革者何尝有好过结果，商殃车裂、李斯腰斩、晁错弃市，王安石和张居正生前身后都是千古骂名。真正的改革者也总是能够深深体会幽暗历史长隧中身肩大任的沉重与同行乏人的悲凉，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一贯坚硬如铁的朱镕基在看到话剧《商鞅》中商鞅被车裂时的潸然泪下。